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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26-01-11 21:24:04阅读：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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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丨一次周会的疑惑
青山资本投资部周会上，正在讨论的一个创业公司的目标用户定位为18-35岁的年轻人。突然有同事问：“为什么绝大部分创业公司的目标用户都是35岁以下的人？”
因为这个问题，我们整理了过去交流的上万个创业公司，数据展示出，九成以上的创业者都没有选择35岁以上的人群作为产品的受众，尤其是35-60岁。
市场无视了他们的存在，好像35岁有一道无形的门，走进去了便“隐入尘烟”。很多地方都把35岁当坎，政策优惠、就业求职、婚育观念等等，有的是硬性规定，有的是约定俗成。
这道门建在了生活实处，也建在了每个人心里。
这不禁引发了我们的好奇：35岁以上到退休年龄的人应该是生产和消费的主力人口，为什么绝大多数时候却都被忽视？
无处不在的分界线
政策里的35岁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对这个现象的研究。大量的事实表明，这道年轻人不愿走入的门，确实常被定在35岁。
买房作为国内消费市场最受关注的需求，优惠政策指向性明显。历年都有相关政策，2022年继续出台：
深造、落户、创业的政策也数不胜数。
公派留学，博士申请需为“不超过35岁具有硕士学位”
温州“35周岁以下中级工可先落户后择业”
九江修水“对35周岁以下全日制高校毕业生给予每人1000元落户奖，提供‘拎包入住’人才公寓”
优待政策绕着35岁以上的人走，企业也一再忽略他们的存在。除了开篇提到的初创公司，各成熟企业、上市公司的年报及各式研究报告中也是这样的态度。针对35岁以上人群的研究很少，但几乎所有报告都提到了“35岁”这个关键词——作为分界线，仔细研究35岁以下的人，选择性无视35岁以上的人。35岁以下的人数绝对值、占比成为了区域的年轻力、市场活力的衡量标准。
“目标客户群体为35岁以下的年轻人”
“35岁以下的消费者的比例逐渐提高”
“消费者的平均年龄成功下降到了35岁以下”
“新的目标是针对35岁以下的消费者做创新产品和对应宣传”
婚育观念里的35岁
到了一定年龄尚未婚配的年轻人，难免被家庭和社会催婚。往往一开始年轻人需要和长辈激烈辩论，但在斗争了几年后会出现一个神奇的现象——突然有一天长辈不再唠叨催促了，朋友也不再热心介绍对象了。当被催婚的年轻人诧异地向他们询问时，才知道大家心里有一条年龄底线，过了这条线还不婚配的人，就默认为在婚介市场上已经失去了价值，打上了不必再劝的标签。虽然这样的观点并不合理也不值得提倡，但现实是即便在非常着急催婚的父母心中，依然存在这条不再催促的线，而它就划在35岁。
相比于思想更开放、观念更多元的城市，在农村里婚介市场对人的价值衡量更加冷酷直接。未婚者被贬称为“光棍”，超过28岁则被视为“大龄”。研究显示，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在28～35岁仍然有结婚机会，但已经明显较28岁以前小；而35岁以上的未婚男性已基本上丧失了结婚可能性。
催婚有35岁的心理线，催育更有35岁的警戒线。各类医学研究中都将35岁作为高龄产妇分界线。35岁不生孩子，基本被视为丧失了怀孕生育的可能性，除非“上科技”。即便有辅助，辅助生殖机构的科室分类也白纸黑字地写着：高龄试管 婴儿门诊（年龄≥35岁）、适龄试管 婴儿门诊（年龄<35岁）。
职场里的35岁
35岁作为一种年龄限制，最有相关性的首先是吃“青春饭”的行业，如军人、主播、运动员等。解放 军作战部队在到达营长之前、非作战部队在到达连长之前，35岁是最高服役年龄。欢聚时代一份主播年龄统计显示，35岁以上的主播仅占7%。运动员的退役年龄绝大部分也在35岁以前。2022年末感动无数人的阿根廷世界杯夺冠之旅，也恰恰因为梅西已经踩在了运动员生涯的末年边缘——35岁，这一切才显得弥足珍贵。
35岁的硬门槛最普遍的认知是公务员报考。1994年颁布的《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要求报考者必须“年龄为三十五岁以下”。此后三十年虽然公务员录用规定数次更新细则，但都保持并重申了这条限制。公务员招聘有很大的示范效应，事业单位的考编、大学招聘教师也出现了35岁上限的要求。大部分央企、国企乃至部分民营企业也逐渐习惯性地将不超过35岁作为岗位录用的标准。四川大学曾发布一份长达十年时间、调查了30万个招聘广告的研究，结果显示上海8成以上、成都7成以上的社会职位都要求应聘者年龄在35岁以下。
硬性壁垒或许限制不了大部分行业，但会撬动更多的软性共识。在如今贡献大量就业的典型新经济行业的互联网公司中，35岁员工面对的往往是晋升不能便要裁员的残酷现实。35岁的悬崖面前，不能起飞成为高管，就要坠落变成“毕业生”。顶替他们的则是真正意义上的“毕业生”。35岁前是人力***，35岁后是人力成本。
就像中考、高考是一道槛，把在考试时没能证明自己，被挡在升学门外一样：35岁也是进入社会进入职场后一道无形的门槛，对于到了这个年纪还没能证明自己的人可能是辞退开除，也可能是虽然保留工作但难以升迁。在互联网大厂，是无法成为管理层。在公务员体系，是政治生命锁死。
有研究收集了全国市委书记和市长初任正科级时的年龄，分析结果发现他们任正科级时年龄范围趋向一致，集中在28岁上下，且最大也不超过35岁。地级市在中国行政体系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环节，在省和县之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纽带作用。国家对地市级干部的培养和选拔从他们正科级时就已经开始了。如果想在体制内得到更大的升迁机会，任正科级时年龄的***天花板就是35岁。晋升为正科级干部的占比并不在少数，但晋升年龄却决定了发展高度。
为什么是35岁呢？
从中年危机的流行说起
什么时候开始流行起“中年危机”？印象里并不是很久，也就近一二十年间。35岁的焦虑话题像是近年来对“中年危机”的细化和提前，成为了“中国式中年”的开端。中年危机这个词并不是一直存在的，而是从某个时间开始突然流行了起来。认识35岁“中国式中年”压力的来源，要先从中年危机这个概念的来源说起。
创造“中年危机”一词的是美国精神分析学家艾略特·贾克，当时1965年，他48岁。他的研究出发点很简单：人的生命旅程过半时会意识到自己必然迎来死亡，生命有限、能力有限，因此便有危机感。他的例证是历史上一些艺术家在40岁左右的创意断崖。这个研究既不严谨，也不面向大众，但却在美国火了。当时美国发生了几件事情，让中年危机理论盛行，被很多人拿来套在自己身上。
当时的时代背景，一是人均寿命刚超过70岁，二是女性大量进入职场。
人均寿命超过70岁之后，大众开始越发关注四五十岁以后的人生。在四十多岁开始有强烈的人生已过半、一眼望到头的无力感。中年以后的日子要怎么过，焦虑感用“中年危机”的帽子正好套上。
女性大量进入职场则直接对男性就业产生压力。中年危机一开始是一个主要针对男性的话题，且主要关于职业发展的受限和就业机会的挤压。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女性就业率相比50年前女权第一次浪潮时，已从不到2成提升到了超过4成。1966年，最大的女性组织“美国全国妇女组织”成立，女权第二次浪潮爆发，主题是批判性别主义，母亲、妻子、家庭主妇不应该是天然的标签。随着对缩小男性和女性差别的追求，女性进一步涌入就业市场，男性中年危机随之爆发。
之后的七八十年代，美国媒体频发男性中年危机的文章，在无数情绪共鸣下造词宣告成功，中年危机流行起来了。
中国流行“中年危机”则是从90年代开始。最早的媒体记录是1994年出现的，之后情绪共鸣开道，媒体深入报道。《帮助丈夫渡过中年危机》（***吉林省委《党 员之友》1994年12月刊），《当中年危机困扰你的丈夫时》（中日友好医院《中老年保健》1995年3月刊），《男性的中年危机》（广西医学情报研究所《医学文选》1998年5月刊），《中年危机静悄悄地来》（经济日报社《中国企业家》2000年9月刊），让这一概念传遍大江南北。
中美“中年危机”年龄线的明显差异
美国达特茅斯学院与英国华威大学两位教授研究发现，55个国家的人在46岁时心态陷入最低谷，中国则提前了10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论文研究显示，就业市场上的年龄收入曲线呈现倒U型分布，倒U型顶部的年龄称为“黄金年龄”。美国和中国的2000年以前，“黄金年龄”稳定在50-55岁左右。2000年以后美国继续不变，但中国的黄金年龄不断下降，到2005年以后降至35岁。
中年危机在国外已成为一个基础概念，客观存在但没什么特别的热度，且一直围绕四五十岁人群，没有出现35岁时的相关问题。但“中国式中年”却实实在在地使人从35岁便开始进入人生新阶段，处处碰壁。这一现象广泛影响着大众。为什么中国的中年危机流行开始于94年？又为什么35岁一步步成了“中国式中年”的开端？
1994年，逐渐开始消失的铁饭碗
我们曾默认劳动者经验增加、工作年龄更长，理所应当要拿到更高的回报。但这种想法其实扎根于技艺意识、匠人意识，思路的本质是生产非标化。
工业化意味着标准化生产流程、自动化流水线、固定化设备。劳动力此时如同“螺丝钉”，被打上了工业化的关键设定——“可替代性”。流水线要能正常运转，最可靠的办法是消除每个环节的非标准性和不可替代性。当工业化进程逐渐发达，商品从以物易物变成大规模交易时，市场的必要性就突出了。用企业这种组织形式完成生产，加上用市场经济这种方式配置***，成了最有效的发展方式。
我国的工业化进程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后就一直在推进，但受政治和经济政策不稳定的影响，整体进程随着1994年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才加速推进，工业化从单纯***发动转向***和私人共同驱动。随着逐渐强调市场在***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企业和企业家的作用，工业化进程才得以飞速发展。
1994年到1996年，国有工业企业利润占比从50.5%降至29.3%。非国有经济（集体、个体、私营和外资经济等）快速成长，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在全部工业企业总产值中占比为71.5%。城镇工作人员在各类型工作单位的占比在94年之后的变化如下：
1996年，人事部《国家不包分配大专以上毕业生择业暂行办法》宣布大学生包分配制度正式退出历史舞台。马云早几年毕业时被分配成了英语老师，刘强东上大学时想当县长，结果刚好96年毕业，只能自谋生路。从那时起，“打工”一词开始流行。
1998年至2000年，国有企业共下岗职工2137万人。劳动力从生产设计的可替代化，变成了真正意义上可以随时替代掉的人，新中国的老百姓第一次真正意识到，没有铁饭碗，工作是可以丢掉的。当工业化进程配合市场经济体制，降本增效成了一切生产的关键，而人力成本是成本的子集。企业必须服从这套工业化进程带来的必然机制才能在市场竞争中获胜。
市场经济带来优胜劣汰，有下岗、有裁员，也就有了职场和就业的压力与危机。一言以蔽之，94年之后劳动力要竞争上岗，用人单位需要选择性价比最高的劳动力，劳动力的职业发展有压力了。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中，将工资随着年龄变化的原因分解成三个部分：工作经验、时间效应（不同年份的平均工资水平变化）和队列效应（每个世代的劳动者能力差异）。他们发现美国不同年代的时间效应和队列效应很小，但在中国这两者影响巨大。这种中国经济发展、教育水平带来的工资变化效应远远超过了个人工作经验增长的价值，因此在具体时间截面上观察工资和年龄的关系，35岁左右是最高的。
图中可以清晰的看到，在中国，35岁开始工资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换句话说，35岁的员工最值钱。美国不是这样，中国在21世纪以前也不是这样。从生理上来说，35岁并不是身体和心理素质全面转衰的开始，全球范围内中年危机往往也是在四五十岁才逐渐显现。而中国近二十年的“35岁危机”，有着更独特的背景原因：产业结构、劳动者教育水平高速变化而带来的劳动力价值高点前移现象。
21世纪，产业更向年轻人倾斜
中国近二三十年来产业结构的变化让新的主力产业对劳动力提出了更新的要求——体力、心力、学习迭代能力，这些让年轻人成为了更合适的劳动力。
94年之后市场经济高速发展，就业人口显示，第一产业下降，第二产业缓慢增长，第三产业高速增长。
改革开放的另一个新的重大节点在2001年到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我们吸引了大量外资，引进了大量技术和管理知识，国际贸易逐渐成为重要的行业。同时，产品模块化程度提升，生产过程可分性增强，信息技术、交通技术等“空间压缩”技术带来交易效率提高和交易成本下降。物流、IT也逐渐成为重要的行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本市场的重要性逐渐突现，金融业也成为重要的产业。
根据最近三次每十年一度的人口普查数据可以看到，各行业的从业人员占比发生了明显变化。
互联网、金融业、地产、租赁和商务服务、科技服务、交通物流业一直呈现增长趋势。与文化和内容相关的新闻、设计、品牌等行业也高速发展。虽然这些行业的总人数并不算多，但经济效益和社会舆论效应的杠杆明显。其中尤其以互联网、金融为代表，逐渐成为最有前景最受关注的产业。
2021年商务部、网信办、发改委发布的《“十四五”电子商务发展规划》提出目标到2025年实现电子商务交易额46万亿元，全国网上零售额17万亿元，相关从业人数达7000万。2020年，电子商务相关从业人数超过6000万，比2015年增加2700余万，年均增长13%。金融业就业人口总数约762.7万人，约占全国就业人口76***7万人的1%，但贡献的金融业增加值占到GDP的5.5%，占到第三产业增加值的12.4%。
上述这些产业结构进化中逐渐变得更重要的新经济相关行业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相关知识和技术更迭非常快。站在今天回看，这二三十年来一个新兴行业从“不成熟”到“成熟”乃至进一步迭代的时间周期越来越短。在这样的产业发展中发挥作用需要依赖优秀的学习能力和开放的心态。并且越年轻的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以及人工智能时代的“原住民”越有前人难以匹敌的优势。工具就是个具体的例子，它也是新知识的一部分。在互联网、金融，乃至内容创作、设计等行业里，效率、协调等工具越来越多。和新的工具一起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对新工具的适配度更高。甚至现在AI、AIGC越来越发达，我们必须去创新，还要学会新的和机器配合的工作方式。
年轻人逐渐成为更受青睐的选择，有经验的劳动者的价值意义下降。“35岁危机”来自于拿着25岁学的东西去面对当下的市场。对于学习新事物的开放性，英国科幻作家道格拉斯这样形容人性：“任何在我出生时已经有的科技，都是稀松平常世界本来秩序的一部分；任何在我15-35岁之间诞生的科技，都是会改变世界的革命性产物；任何在我35岁之后诞生的科技，都是违反自然规律要遭天谴的！”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金融业这四大类行业的35岁以下就业人口占比位居前四，而这些恰恰是产业结构变迁中越来越重要的主力产业。
即便是就业人口最多的所谓“传统行业”——制造业，其中的细分行业如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汽车制造，医药制造业等正在不断发展的先进制造业就业人口中，35岁以下占比也是相对更高的。
高附加值专业的年轻人供过于求
产业结构的变迁注定了对年轻人的偏好。而加剧35岁以上劳动力被市场出清的，是年轻劳动力整体进化太快、优秀的年轻人供过于求的事实。自我国1998年大学扩招以来，大学毕业生人数呈现了快速增长的趋势，新世代劳动者的平均学历迅速超过前一个世代。2021全国高校毕业生高达909万，预计2022年将高达1076万。
高等教育扩张中迅速积累的人力资本成为了热门行业的“人口红利”。新的一代年轻人基础能力变高也推高了整体与35岁以上劳动力相比的竞争力，使得企业在面对中年人时有更高的选择成本。企业对35岁以下的人的偏好，不仅是需要更“年轻”的劳动力，更重要的是需要“更新的世代”。这存在于几乎所有行业，而并非只是某些热门行业。
产业结构在轮替更迭，但源源不断涌入的年轻人的判断是滞后的，供远大于求。2021年，高校专业撤销了804个，涉及的大学从985到民办三本都有。这个数据在2014年以前基本在100个以下，之后便一路攀升。它们都是曾经的热门专业，甚至有些现在仍是热门。
2022年11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2023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其中提到“及时淘汰不适应社会需要的学科专业”，当即冲上热搜。文章下方评论大多来自因自己就读的专业不好找工作而吐槽该专业应该被取消的学生。点赞最高的10条评论提及的专业是：电子商务、市场营销、英语、旅游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土木工程、环境科学、金融、会计、材料。一眼望去全都是二十年间热门受追捧、相对工资高的专业，而这些专业也折射出一部二十年中国产业发展史。从市场化不够发达，到01年入世贸，03年互联网普及，08年房地产飙升，大学的热门专业从公共管理、国际贸易、商务英语，转到计算机、电子商务、广告、传媒、建筑、土木，再到如今的互联网和金融。
2022年毕业的1076万学子中，金融财经专业的应届生超过100万。但按照往年数据，每年全国金融业可提供的岗位大概15万。2021年中国有755万程序员，排名全球第二，2020年这一人数是652万，一年时间就增长了103万人。尽管程序员是35岁危机提及最多的行业，但丝毫改变不了大家的热情。2017-2021年中国普通本科批计算机类专业招生数量持续增长，2021年已达36万人，相比2017年增长了38.4%。
“程序员网络工程师、数据库管理员这类人构成了IT共和国的主体，这个阶层是19世纪的产业大军在21世纪的再现，只不过劳作的部分由肢体变成大脑，繁重程度却有增无减。在浩如烟海的程序代码和迷宫般的网络软硬件中，他们如两百多年前的码头搬运工般背起重负，如妓 女般彻夜赶工。信息技术的发展一日千里，除了部分爬到管理层的***儿，其他人的知识和技能很快过时，新的IT专业毕业生如饥饿的白蚁般成群涌来，老的人（其实不老，大多三十出头）被挤到一边，被代替和抛弃，但新来者没有丝毫得意，这也是他们中大多数人不算遥远的前景……这个阶层被称作技术无产阶级。”
—— 科幻***《2018年4月1日》
刘慈欣，2009年
中国近三十年间的市场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变化以及年轻劳动力整体素质的提升，塑造了全球少见的独特现象：中年危机提前，“中国式中年”使得从35岁便开始面对完全不一样的生活状况。
然而作为劳动力或是消费者，35岁-60岁的“中国式中年”都被企业选择性忽视了。他们究竟有什么特征，在做什么，真的应该被忽视吗？我们尝试推开这道进入“中国式中年”的门，仔细看看门内的人群。
中国式中年的人群特征
人口
按世卫组织的标准、我国退休规定等常识来看，60岁都是中年步入老年的下一道门，同时也是职业发展在人生中的意义骤然消减的时间。因此我们将统计区间设置为35岁到60岁的人群。我们称之“中国式中年”。
相比于之前系列报告中提及的Z世代而言，中年人的男女比例在各个地域都是非常平均的。
从受教育程度来看，中年相对年轻的年龄层明显本科和专科率要数倍于更年长的群体。
中年群体的婚配情况显示，相比于年轻人以及老年人，未婚、离婚、丧偶等情况都占极少数，九成以上的人群处于稳定的婚姻之中。
职业
未工作的人，失业原因分布如下。中年人在职的，因单位原因失去工作的最为显著。
45.4%一线城市中年求职者拥有本地户籍，流动性低。即便其他城市的人才需求缺口更大，中年求职者携家带口流动到其他城市就业的意愿较低，这也是他们再就业压力较大的一个重要因素。
移动互联网创造的服务行业是近年承载最大规模中年转业者的从业选择了。其中最为大众熟知的主要是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快递员。有调查表明，80.0%的中年求职者愿意从事新就业形态，其中，考虑生活服务、电商、外卖骑手和快递员的人占***别为40.4%、39.9%及10.6%。
从不同领域涌入“服务行业”，角色转变是对心态的考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变化不会很难。收入多少决定生活质量，仓禀足而知礼节。外卖、快递、滴滴司机月薪过万的时候，行业逐渐受人尊重，不觉得低级。理发师、健身教练、房产中介……众多服务业者月薪数万，开着豪车来上班，把精美的衣着换成工作服，比被服务者赚得还多，成为越来越常见的状态。
消费
中年群体在电商消费的习惯正在快速养成，并且占全部用户成交额的比例越来越大。有趣的是，中年人群占总人口数量的38%，而在2022年，他们网购的成交额占比也达到了38%。基于中年人群网购习惯总体尚没有年轻人高，他们在线下消费的占比会更高一些，这样的交叉比对可以佐证中年人实际的消费能力相比其他年龄段更强的事实。
线上消费结构里，2022年与疫情前2019年相比，品类占比提升最大的三个类目为医药、营养保健及珠宝首饰。
有10个一级类目近3年成交额年均增长超过50%。可以看到，健康、家庭相关的消费需求增长强烈，并且还有工业品、农资园艺这样的强烈DIY属性的“小众品类”上榜。
如果我们关注中年人群独特的偏好，可以通过他们对各个品类的偏好系数来发现（该群体该品类成交额占比/全部用户该品类成交额占比-1）。大于0则表示相对于其他年龄层，中年人更偏好此品类，且数字越大越偏好。在排名前十的一级类目中可以看出中年人明显的消费重心：保重身体，喝好玩好。一边读书，一边DIY。
中年人“暴露年龄”的独特爱好似乎来自于一种心态的殊途同归——不论年轻时有多么喜好各异，到了35岁总是逃不过“穿金戴银玩珠宝，钓鱼露营马拉松”。
据《中国黄金珠宝消费调查白皮书》，目前金店35~50岁群体的消费比例达82%。回归自然也是一种风潮，盆景花草种起来，户外运动搞起来。园艺工具销售迅猛，斯凯奇、比音勒芬、始祖鸟这些户外品牌则锚定且成功地收获了35-50岁的人。
随着人的年龄增长，对颜色的偏好会发生明显变化。中年人对蓝色的喜爱度降低，对绿色和红色的喜爱增加。颜色偏好的改变归因于眼球晶状体变黄，以及随着年龄增长视锥细胞中对蓝色的敏感降低。这也成为了进入中年开始慢慢更加喜欢接近大自然，亲近户外和花草树木，以及消费时穿着所选择的色彩等审美变化的底层原因。
中年群体的经济实力是比年轻人更好的，但在很多品类上直觉上消费力不足，因为他们主要在为刚性需求付出：房子和车子。35岁基本上是买房的普遍年龄，2021年贝壳研究院的数据显示，35城置业平均年龄分布情况，中位数即为35岁。
汽车行业更是与这类人群深刻绑定。在收集35岁相关研究报告时，几乎只有汽车行业的研究把35岁以上的人群作为了核心用户。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车市平均年龄为35岁，并预测2025年将逼近40岁。2021~2030年35岁以上男性购车占比将突破40%。“以80后男性为主的换购大叔，将成为中国车市的新主体，车企、经销商的战略重心，应加速由年轻化向中年化转型”。这句“应加速由年轻化向中年化转型”，在众多报告里如同一辆高速上逆行的车一样显眼。
35岁并非没有消费力，而是最重的担子在他们身上，因此理性也展现在他们的一些消费行为细节上。反观一些“不太理性”而需要冲动、尝鲜的地方，他们则出没地很少。化妆品销售额增长贡献率中，15-35岁人群占70%。小红书86%的女性用户在35岁以下，并且活跃达人粉丝人群画像35岁以下占96%。数字藏品年龄段为35岁以下的用户占比达71%。手机游戏市场，35岁以下玩家占63%。四大“国乙”手游，35岁以上用户占比最高的2.4%，其中用户量最大的《恋与制作人》35岁以上的用户不到1% 。***用户35岁以下占94%。
创业公司在初期、成熟公司在推新品以及追求增长的时候，需要用户对新生事物有兴趣和热情，对新产品和新服务的有尝鲜冲动和接受度。中年人的惯性消费、大头被房车占据、见过世面、教育成本高、家庭而非独立决策等特征，或许解释了为什么企业对中年人选择了相对忽视，不甚关心。
大部分移动互联网产品的确都以年轻人为主要用户，但6大主流阅读***的活跃用户中，35岁以上的都在25-40%之间，不算少数。他们为家人花钱，也为自己的兴趣和自由时间花钱。全球范围来看，相比于短***等新兴玩法，长***和社交网站也都更适合中年人，这也与他们有更多的需要消磨的时间有关。
互联网公司都在抢占“国民总时间”，而35-60岁的中年人是醒着的时间最长的一批人。
中年人有着独特的社交推荐的购买习惯、看长***和长图文的习惯，以及以体验而非效率导向的决策思路。有***号的相关数据显示，***号用户的平均年龄比抖音用户年龄层长10岁到15岁，正好就在中年阶段。微信官方的数据显示，私域收入超过百亿以上的企业今年达到了5个，超过10亿规模的企业数达到40个。***号背后蕴藏的微信未来的电商体系可能会被中年人撑起来，成为一股释放中年人消费力的巨大力量。
总结以上中年人群的消费特征，可以发现他们依然是市场的主力军。他们承担着房、车的重担，也有自己的消费偏好。中年人或许不是最爱尝鲜和冲动的消费者，但绝对是不容忽视的购买力量。
消费市场不该忽视他们，职场其实也有他们“老骥伏枥”的发力可能。一项针对近三千位中国领导者和1.6万名全球50多国领导者的调研数据显示，36-45岁是占比最多的领导者年龄段。
1963年卡特将人的智力分为两类：流体和晶体。流体智力是以神经生理为基础，随神经系统的成熟而提高，相对地不受教育文化的影响，如机械记忆、分类和图形关系等。晶体智力是通过社会文化经验而获得的智力，如词汇、言语理解和普通常识等以回忆贮存的信息为基础的能力。流体智力在青春期后开始缓慢下来，30岁开始衰退；晶体智力发展较迟，在青年期仍在上升，并保持其水平直至老年。对晶体智力的应用，会让人更有智慧地做出更大的成就。35岁马云踏足电子商务，36岁董明珠开始卖空调，40岁雷军闯入手机市场，41岁的曹德旺成立福耀玻璃，43岁的任正非开始华为的创业。
即便不是这些叱咤风云的大企业家，进入35岁的普通职场人也是需要重视的力量。过去三十年的中国发展依赖着这5亿人，又造就了他们被时代挤压的现状。这样的社会结构是否健康可持续，他们又该如何被社会新的产业和市场接纳？我们经过上述的研究，推演出了一种新的可能，或许我们会在未来二三十年看到。
中国式中年社会的新思路：
制造业大国转向为服务业大国？
造就“中国式中年”现象的是中国过去三十年的产业结构变迁和经济高速发展与互联网、人工智能时代的共振。目前世界范畴内，35岁危机也几乎独此一家。发展的问题，最终还是要用发展来解决。
劳动力反向塑造
相对于资本要素，过去三十年里中国7.5亿劳动力人口在经济增长和发展中发挥的作用更加深刻。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起飞靠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无数工人通过学历和技能的提升，从非技术工人发展成为技术工人，为经济高速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从加入WTO、信息产业和更多科技产业逐步发展以后，产业结构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是必然的趋势。
让中年人失业的结构性变化，也在创造新的适合他们的就业。服务业尤其是新服务业会承载新的价值创造，承接中年劳动人群。我们可以看到，社区的作用在生活中越来越明显，相关的生活服务需求也越来越需要成熟的产业来支持。维护、维修、零工、社工、月嫂、保姆、护理、保洁。释放了的大量的劳动力和想要获得收入的需求，这样的供给或许可以创造新的需求。比如，也许有一天，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管家、生活助理、爱好伴侣、运动指导。
新服务业快速形成
塑造一个真正的服务业大国，需要更多更新的服务业形态的出现。未来中国经济的内循环，除了商品的制造与消费，还会更依靠服务业的多层次循环。大批的劳动力将提供更丰富的服务，同时所有人也都是新型服务的消费者。这既是劳动力的消化，也是生活质量的实际提升。
不少有趣的新服务业方向已经在逐渐崭露头角。比如老物件翻新、传统手工艺制作、手机装裱、宠物殡葬、娃娃改造、家庭整理等。社交媒体上的长短***让很多不容易被看到的角落里的新业态和老匠人越来越火，不说做多大的生意，但支撑自己的生活收入完全没问题。许多新的职业正在形成，这些广义的服务业可以用“反工业化”来概括。追求效率的商品生产过程标准化，工具越来越发达，生产者越来越年轻；而另一类服务或产品，则追寻温度，关心情感连接，服务于人的社会性，消弭孤独感。
老龄化相关需求也催生了许多新的职业。从细微处想象，比如自己洗澡，如果无法完成，生活会如何？又比如医疗陪护，帮助老年病患接送、挂号、付钱、取药等。老年写真摄影师、适老化改造设计师、代写回忆录、养老院评测员等也逐渐出现。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问题日益严重，机器人的发展尚不足以完成精细的工作。对老人的服务和尊重，心态经过岁月历练的人最能沉下心来，已经切身感受到衰老的人最能体谅。中年人对老年人的服务产业是一条可持续的道路。
除了这些尚在形成职业的新工种外，国家已明确认可的新服务业类型也在不断增多。国家职业分类大典在2015年更新之后，于2022年末再次发布新版，新增了150多个职业，其中不乏许多服务业新职业。比如会议接待服务师、健康照护师、社群健康助理员、森林园林康养师、民宿管家、研学旅行指导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在线学习服务师等。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制度的优化，大部分人都会失去流水线上的身份，但会进入服务业，去创造，去发挥新的价值。
创造中国式劳动力结构
过去二十年间，庞大的劳动力***支撑了我国制造业大国化。产业结构变迁带来的“中国式中年”劳动力系统性溢出，会转移催生出我国服务业的长足发展。我们既然面临着全球未有过的劳动力结构变化，相信也会危中求机，形成全球未有过的全新的劳动力结构的发展可能。
德勤预测到2030年，中国劳动人口的四分之三都是35岁以下。如果按这个预测，中国只会有3亿劳动人口。
我们则预测另外一种可能：到2030年，中国依然会有7亿劳动力，其中2/3的人将从事各式各样的服务行业。未来二十年，中国将从制造业大国转为服务业大国，不仅体现在国内的就业人口上，甚至会向全球输出服务能力。“中国式中年”是一种现象和结果，也可能是推动我们走上“中国式新路”的动力和原因。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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